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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台湾] 清朝彩票故事:吕宋票利润丰厚屡遭官方查禁(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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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2-4 13:0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单就形式而言,彩票在中国似乎可谓古已有之。早在元代,一些寺院就曾使用“拈阄射利”的抽奖票,出售一些物品。清朝乾嘉时期,广东一带民间从放鸽会中演生出一种“白鸽票”,由众人先行醵资,抓阄猜射。道光以后,同样在广东流行过一种“闱姓”博弈,即当科举考试之际,亦由众人自行集资,押猜当年中举士子,中者可获大利。虽然这些手法已约略具有现代彩票的影子,但是其距现代彩票的商业性经营还有很大距离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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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世纪50、60年代的“吕宋票”

大约在19世纪50、60年代,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行销一种彩票,时人通常称之为“吕宋票”,因其原发地乃是当时名为“吕宋”的菲律宾。这种彩票的发行方,其实是菲律宾的宗主国西班牙。这是一种已处在近代商业资本经营模式之下的大型彩票,实力雄厚,运作手法完善,故在中国独领风骚近40年。仅在上海一地,吕宋票正常年份的营销额大概就在50万银元左右。

吕宋票在中国获得丰厚利润的状况,使国人中出现了仿办活动。但在通常情况下,这类活动既不能公开,也不能成功。其原因在于,自清代前期以来,官方对于XXX有厉行禁止之律例。包括“白鸽票”和“闱姓”在内的抽奖形式,始终就被当作XXX行为而屡遭查禁。例如,光绪六年(1880),上海县官府还出示禁止仿办吕宋票,并处理了两批托寄洋商名下私制彩票之人。

事实上,就在上海县官府查禁彩票行动之前一年,恰恰也是在上海,却有一次公开仿效吕宋票的售彩活动顺利进行,并且没有受到官方的任何干预。更重要的是,正是以这次活动为起点,拉开了彩票在中国发展成一项正式行业的序幕。这就不能不提到当时颇具声势的民间慈善公益事业晚清义赈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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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白鸽票”也屡遭禁止

晚清义赈这一新事物的出现,为彩票的公开经营提供了契机。

晚清义赈是中国近代赈灾活动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新鲜现象。以1876至1879年爆发于华北地区的大规模旱灾即“丁戊奇荒”为契机,民间社会自发兴起了一种“民捐民办”的义赈形式,即由民间自行组织的赈灾活动。与当时弊端丛生的官方赈灾机制相比,它具有较大的优越性,因此很快就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,迅速成长为一项具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慈善公益事业。

在募捐活动中,除了大量捐款外,义赈组织还收到了许多从价值不菲到略可变价的物品。由于灾情火急,加上助赈物品愈积愈多,如何将之尽快转为赈款就成了一个迫切待解的问题。而率先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并找到一条便利途径的,则是上海的义赈人士。作为当时最大的通商口岸,上海亦是吕宋票最集中的销售地,故而当地义赈人士想到仿效吕宋票来处理助赈物品。光绪五年八月初八日(1879年9月23日),上海义赈组织仿照吕宋票之法,制作彩票二千张,向社会公开销售。此次赈彩销售颇为顺利,一月之间,二千号彩票便基本售出,并如期举行了开彩活动。而在上海的启发下,扬州的义赈人士如法炮制,在同年十一月也成功处理了一批助赈物品。

受光绪五年售彩活动的鼓舞,到光绪八年(1882),义赈人士甚至开始尝试将售彩助赈发展为一种募捐手法。是年,有义赈人士趁当年举行乡试之时,设立了“元魁夺彩会”,稍后的类似手法还有所谓“元魁得意会”和 “元魁夺标会”,其做法都是以押彩中举士子来售彩筹赈。尽管这些手法试图结合“闱姓”票和吕宋票来另创一种新的菠菜方法,但制度设计十分呆板,结果十分失败。而这些手法的失败,更令义赈人士认识了吕宋票形式的优越性。光绪九年(1883)后,义赈人士处理助赈物品时,模仿吕宋票成为一种常用手法。

光绪中期,商人打着“筹赈”名义,绕过官方禁令,开办了明显属于经营范围的彩票。

在义赈人士成功运用赈彩手法之后,彩票终于在中国得到了打开缺口的机会。光绪中期,一批商人借鉴义赈的先例,并打着“筹赈”的名义,从而绕过官方的禁令,开办了明显属于经营范围的彩票。虽然这批彩票的彩项都是实物而非现金,但是这些实物的商品价值相当不菲。况且,这批彩票不仅在发行量上大大超过了义赈发行赈彩的规模,而且都是以定期发售、长期发行的形象问世,这就与义赈临时举办赈彩的情形拉开了距离。

有趣的是,这批彩票的创办者皆为在上海的书局,其所设彩物也都是书籍,故而它们又被称为“书彩筹赈票”。首家书彩筹赈票由翰宝阁书坊于光绪十三年(1887)九月发行,计划售票一万张,头彩可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。不过,这家彩票很可能是投机行为,所以仅开彩一次便再无下文。同年底,森宝书局发行了规模更大的书彩筹赈票,其第二次彩票发行量竟达四万张。

尽管绝大多数书彩筹赈票结局不佳,但正是随着它们一度蔚然成风,国人自办彩票的问题开始引起社会上的注意,甚至出现了有利于彩票业的社会舆论。当然,这种状况仍然离不开以义赈为依托。从光绪十四年(1888)十月到十五年(1889)初,《申报》刊发了数篇建议仿照吕宋票专设长期发行的彩票以助赈,并由义赈人士办理的文章。显然,此类舆论无异于对国人自办彩票的合法辩护。与此同时,以“筹赈”为旗号的彩票不但继续发行,还从彩物阶段过渡到了彩金阶段。森宝书彩票从光绪十五年(1889)起,将彩头换成了彩金,成为国内首家与西方彩票完全接轨的彩票。而在森宝票成功转型后,其他一些公开经营的筹赈彩票亦畅行无阻。


虽然森宝等彩票后来无疾而终,但它们终究意味着中国近代彩票破冰之旅的完成。正是前面的铺垫,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初,华商广济公司在上海发行“江南义赈彩票”,从官府得到6年专营权,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意外反响。并且,该彩票甚至一直到清亡时还在以“江南赈捐票”的名义发行,成为中国近代首家实现长期经营的彩票。而在江南票的鼓舞下,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初,又涌现出了三家打着义赈旗号且都声称得到官方批准的彩票。不幸的是,中国近代彩票泛滥的序幕亦就此拉开,此后更多的彩票连义赈旗号都不再需要了。而这种泛滥态势,也不是义赈所能负责的了。

(本文来源:北京日报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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